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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风云突变为哪般?

吉尔吉斯斯坦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人口约640万,领土19.99万平方公里。这个风景秀美的中亚小国是中国的邻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过紧密的关系,它的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与中国的柯尔克孜族还是同源民族。近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治动荡,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换届选举于10月初举行,团结党等4个党派胜出,其余12个党派因得票率不足7%而无缘议会席位。这些未能进入议会的党派对选举结果不满,进而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抗议集会。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抗议者占领了政府大楼“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并释放了之前被判处监禁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和其他前政府官员。不过,10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队又逮捕了阿坦巴耶夫。

抗议发生后,很多政府官员和州长递交辞呈,总理博罗诺夫和议长茹马科夫也宣布辞职。总统热恩贝科夫表态愿意接受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的政治要求,并于9日凌晨发表声明,他将在局势稳定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议会选举结果无效,将于11月6日再次举行议会选举,以缓解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

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多次发生政治动荡,尤其是2005年发生的“郁金香革命”和2010年发生的“二次革命”为世人所熟知。那么,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动乱频发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病根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制”。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进行民主化转型,在美国指导下制定了宪法,实行较为彻底的西方民主制,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被西方视为是中亚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媒体称之为“中亚民主孤岛”。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体制未能有效运转,反而成为动乱之源,加剧了政治腐败和贫富差距。拿多党制来说,根据宪法规定,10人以上就可以组建政党,导致政党数量数不胜数,各党派相互倾轧。值得指出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历次发生的政治动乱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颜色革命,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早已“民主化”,也就谈不上“颜色革命”了。

其次,鲜明的地域政治特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吉尔吉斯斯坦在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部族政治文化传统,在当前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上主要体现为南方农业州的政治集团与北方工业州的政治集团轮流执政。具体表现为,若总统是北方人,总理则须是南方人,反之亦然,这成为一种没有言明的规则。当国家权力分配能平衡南方和北方政治集团时,全国就能保持稳定,否则就会引发政治动乱,甚至危及国家的统一。此次议会选举就犯了大忌,总统热恩别科夫来自南方,而议会选举的结果也使议会“南方化”了,这意味着议会推出的总理也将是南方人,打破了权力分配的平衡。

再次,高密度分布的NGO成为动乱的重要推手。吉尔吉斯斯坦虽是地少人寡的小国,但NGO密度却是世界最高,总人口不过637万的小国却有5000-10000家NGO,平均约一千人就有一个NGO,被称为“NGO之国”。人权的、环保的、劳工的、慈善的,不一而足,各种名目的NGO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的背后总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身影,以达成反俄制华、扰乱地区秩序的目标。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政治动乱都不乏这些NGO的参与,NGO在这里的动员能力相比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通过发钱的手段纠集民众上街搞街头政治。

最后,就本次政治动乱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吉尔吉斯斯坦本就是中亚地区很贫穷的一个国家,至今民众的生活水准和福利待遇还赶不上苏联时代,而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部副部长阿雷巴耶夫表示,2020年吉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5.6%。此外,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收入也大幅减少(吉侨汇的97%来自俄罗斯),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侨汇收入可占到吉国内生产总值的31.5%。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经济萧条叠加新冠疫情隔离限制措施对民众心理的冲击,经由议会选举结果出现争议的刺激,成为本次政治动乱的一个推力。

不知是否为巧合,在2020年前苏联地区的多个国家都出现动乱甚至战争,先是8月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大选中再次连任引发反对派的强烈抗议,然后是9月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爆发激烈战争,再就是10月份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因议会选举结果而风云突变。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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