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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俱乐部主唱刘忻:为做乐队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

原标题:遗忘俱乐部主唱刘忻:为做乐队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

从2011年刘忻在《快乐女声》中走红到后来举办演唱会,至2020年以乐队主唱身份回归舞台(图),这期间埋着她的自我成长。图/视觉中国及节目截图

九年前,2011年《快乐女声》的舞台,刘忻夺得季军后喜极而泣。她终于站在中国选秀巅峰的塔尖上,不再需要通过演小品、做搞笑艺人赚钱,未来可以走自己选择的音乐道路。九年后,与天娱传媒结束八年合约,刘忻终于脱离“艺人”标签,重新站在梦想的起点,以乐队主唱的身份唱着曾经被认为是不流行的音乐。

如今在所有场合,刘忻都会介绍自己是“遗忘俱乐部主唱”,这个标签让她骄傲。综艺《乐队的夏天》中,刘忻及她的乐队遗忘俱乐部被观众票选支持,重新回到舞台参加复活赛,节目结束后,他们准备发行第一张属于乐队自己的唱片,然后为巡演做准备。乐队是刘忻下半生最想做的事,舍弃什么都可以接受。

新综艺 乐队是全新的开始

遗忘俱乐部在《乐队的夏天2》的众多参赛乐队中,既年轻,又神秘。他们成立于2017年,其间只推出过四首新歌,对外演出经历更是无迹可寻。而在《乐队的夏天2》播前的宣传口径中,刘忻的“快乐女声”身份,甚至成为这个乐队重要且唯一的描述。

对刘忻而言,以遗忘俱乐部的身份站上舞台,是一件极为梦幻的事。时间追溯到2017年,仍背负公司合约的刘忻,与从事电影配乐制作的大学同学苏宏亮(现吉他手),摇滚乐队成员大伟(鼓手)、王宇鹏(贝斯手)组建了这支在她看来“老而新”的乐队。乐队名字源于捷克电影《被遗忘的俱乐部》。电影讲述了废旧仓库里一批很老的假人模特。他们被丢弃在角落,但每到晚上却会产生人性。一位女乐手每天都在拉琴;一家三口的妈妈忙于给孩子做饭……日复一日,大家都在机械化地重复同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仓库来了一批穿着时尚的新模特,新文化令老模特的地位被撼动。

“这很像我们的乐队。”在刘忻看来,遗忘俱乐部很“老”——四人是多年的老朋友,同时也在不同领域玩了十几年的音乐。遗忘俱乐部也很“新”——音乐风格既包含传统摇滚,又融合了新元素,是所有人都无法准确定义的,仅属于遗忘俱乐部的磁场。

但“新”,更多是对刘忻而言。这是她全新且充满未知的起点。遗忘俱乐部成立初期,没有公司和经纪人打理事务,从音乐制作、发行,找排练场地,包括后期跟《乐队的夏天2》对接,都是乐队自己来做。老爷们儿相对粗心,细致的活,大到安排排练时间、整理日常通知,小到每天吃什么,都是刘忻负责。无论是对枯燥工作的排解,或者重新找回没有完成的梦想,每次遗忘俱乐部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像十七八岁的时候,干劲十足,“我很明确地感觉到,我们的心是聚在一起的。”但乐队仍停留在练习室自嗨的状态。

直到《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在2019年横空出世。曾有人称,这档节目让中国摇滚乐队从地下窥视到些许微光。当时正站在阴影地带的刘忻,也把这档节目视为老天给她的暗示,做乐队是正确的选择。她关注了每一期节目,每一个乐队的舞台,甚至第一季决赛还前往现场感受。遗忘俱乐部入选第二季节目,刘忻的目标就是能在舞台表演一首歌。“好多乐队都是如雷贯耳,我们这么渺小,能来这个节目,很多乐队能感受到我们在台上的释放和自然,就已经很厉害了。”

成名之前 不怕失败的人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这是刘忻在2012年发行的自传《随忻所遇》第一章的开篇。她说,“一个人不得不、必须要、别无选择地,只能成为一支队伍。否则就无法生存”。这段描述概括着她27岁之前的生活。

刘忻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在部队时对她要求很高,转业后也兢兢业业地做起了生意。从早饭吃什么,到往期末考试试卷上签名,刘忻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后来,刘爸被调到一家酒店工作,酒店内有当时并不多见的卡拉OK设备,吸引了不少乐队发烧友。刘忻常在那里看乐队排练,还曾经在乐队叔叔阿姨的撺掇下,上台演唱过一首《人在旅途》。这是刘忻对音乐的最初认知。

而真正决定当歌手时,刘忻正身处学习气氛浓厚的重点高中。她仿佛成为其中的“异类”。但妈妈却支持女儿坚持理想。刘妈年轻时也曾希望有一天走出农村,硬是自己跑去部队报名。

玩音乐特别烧钱,父母给予刘忻最大的心灵与物质支撑。她从没有住过窘迫的地下室,日子也不算穷苦,“但我挺要强的。”大学毕业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刘忻只想用一技之长,在这里闯出自己的天地。于是2006年开始,刘忻几乎每天都埋头在家里写歌。她写了很多,不知道往哪儿推荐,就给各种唱片公司邮箱里发。大多都是石沉大海,偶尔会收到礼貌性的回复,“来信收到,我们会关注”,这能让刘忻高兴好几天。

2007年下半年,刘忻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录制娱乐节目。与音乐毫无关联,但终于让她实现经济独立。她演过走台步的模特,骑马的外景主持,甚至挑战10块钱野外生存一天一夜。这档节目每周录制两天,一次五集,一集500元。

那三年,刘忻混迹于各种娱乐节目,经历过残酷的异国训练,发过单曲,穿着玩偶衣服上台表演,但发展始终没有起色。“就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每一年不停地浇。”2009年,刘忻为自己的人生再次按下重启键,再次回到北京。那段日子她给自己列了一张表,写着可以做的工作:去酒吧唱歌、去唱片店打工、端盘子做服务员。那是她离放弃最近的一次。2011年《快乐女声》,是刘忻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直到我签约,别人问我为什么来参加比赛,我说我想赚钱,特别直白。”

回望那些始终没有希望的日子,刘忻笑称,自己其实是幸运的,冥冥之中总是被老天爷庇佑,每次要放弃时便会有机遇降临。即便之后有太多不如意,她也从不认为自己收获的比别人少,“我愿意多做一些尝试。我是不怕失败的人。”

《快乐女声》后 自我探寻的八年

刘忻也有过崩溃的时刻。

2018年,当时刘忻的经纪公司已经不太参与她的音乐制作,给予她所谓极高的自由度,但同样意味从混音、编曲、录音,甚至后期、拍摄专辑封面都要她自己承担。某天刘忻正在忙着新歌混音,经纪人突然哭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去理解?”面对老朋友的心疼,刘忻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边安慰,边陪她哭成一团。刘忻从不喜欢解释,别人对她指指点点,她也只是默默地想“好,那就这样”。但她不愿意身边的人难过。她认为,或许真的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才需要朋友为她分忧。

自我否认的矛盾情绪,持续八年之久。刘忻的生活在她成为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季军的当天,已经开始彻底改变。当年比赛期间,快女选手都要住在“城堡”(比赛场地)里,手机要上交,偶尔只能看下粉丝留言;每周末演出的时候,来现场的也都是支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时间,刘忻都在被“爱”包围和保护着。而当比赛结束,她被重新投入真实的社会,整个人完全是蒙的,“大家说你长得不好,唱得也不好。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我不是挺好的吗?”

《快乐女声》的狂热在市场中史无前例。虽然2011年这个品牌已经逐渐走向下坡路,但当年刘忻发的微博截至目前转发量高达770万,评论43万。这个数据放到如今,可以和诸多一线流量明星抗衡。但现实根本不允许她思考,一夜间她有太多不熟悉的事情要完成。在中国偶像工业的速食阶段,公司趁热打铁安排了接二连三的综艺、广告、影视剧演出。仅2012年,刘忻至少录制了两首OST,参加了三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同时发行了首张迷你专辑,举办首场个人主题演唱会。“能把眼前的事一件件都做好,已经很难了。”

与此同时,从捉襟见肘的“北漂”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刘忻还要逼迫自己快速适应飞上巅峰的“落差感”。她抓紧一切时间学着做一名艺人,一名所有行为都会被大家放大,必须要唱得好、演得好,甚至穿着都好的艺人,“你哪儿不好,大家就觉得不应该,因为你赚钱了,你是女明星,所以你必须好。”

她坦然接受所有安排,没有选择余地,毕竟比起当年只能在节目里演搞笑艺人仍食不果腹,当下能赚钱还能唱歌,甚至有了演唱会和歌友会,还有什么不好?“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即便是与唱歌无关的影视表演,她也用相同的方式“洗脑”。她将剧中的角色当作进入另外一个时空,她可以借机站在另一人的视角去写歌。她也确实尝试了,甚至有一些还挺满意。但这种自我说服,似乎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刘忻还是会前一秒在综艺中玩游戏、演小品,下一秒和朋友喝酒举杯、抱头痛哭。她也曾试着将自己创作的音乐demo(歌曲小样)发给公司。即便意料之内,她喜欢的曲风不符合公司对其抒情女歌手的定位,没有被采纳。

还是会失落。没有工作时她总是想一个人静静思考,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心里总感觉有一块空着。她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站在巅峰,一直被推着走,一直为别人努力。“我觉得我有点累了。”

2016年之后,演艺市场风云变幻,公司面临业务变动,刘忻也断崖式地暂停了大量工作,给自己更多思考时间。“我还是想成为更好的人,但也想看看自己最想做什么,要对得起自己,要忠于自己。”

2019年6月,刘忻与天娱传媒的合约圆满结束,开始了八年后第一次自由选择。她全身心投入乐队;为了《乐队的夏天2》拒绝了这些年看似最好的机遇《乘风破浪的姐姐》。“我能尽的义务,需要做的事情,在八年内都做好了。现在我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乐队 “我想开心”

《乐队的夏天2》中大张伟曾问白举纲,作为艺人,他做乐队是为了自己开心,还是为了成功。同样的问题,刘忻在台上的回答更为坚决“为了开心”。但想明白这件事并不简单。

刘忻明白,做乐队的人生会很辛苦。乐队的经营、发歌都不能含糊,该投入的钱一点都不能省。没有公司支持,刘忻不仅要亲自负责所有事务,无疑还要把贴补家用剩下的钱全部投进来。若想长期维持,还有可能得出去打工,“那就开个店养呗。你想要自由,就要付出代价。”刘忻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大不了就和成员一起边工作边养这个乐队,把它当作彼此延续梦想的乌托邦。

我想开心。这是刘忻的答案。做乐队这件事对她足够重要,舍弃什么都可以接受。刘忻曾在遗忘俱乐部的歌曲《Feed》中写道, “carve a big star with a rusty knife,have they ever seen that in their settled lives(用生锈的刀刻一颗大大的星星,他们有生之年可能见过这样的事情)”。刘忻的音乐,在别人眼中仿佛一把生锈的刀,似乎已经不具备攻击能力了,但她从没放弃过这件武器。“我依然要用它,很笨拙的,去刻一颗大大的星星,而那颗星,就是我最初的梦想。”

新 鲜 问 答

1 新京报:比赛结束后,你有因为受到大量质疑而感到巨大的压力吗?

刘忻:曾经有压力,但后来慢慢觉得,我自己都消化不了这种短暂时间内的巨大变化的话,其他人可能更难消化。我经过那一段时期后,比如你说我的作品,我的声音,我的外貌,我的年龄,我都不在乎,因为这些东西是摆在这儿的事实。我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改变自己。但攻击我的家人,我还是会受不了。

2 新京报:《乐队的夏天2》中,白举纲所在的白日梦症候群,被专业乐评人质疑音乐不够地下。作为和小白一样选秀出身的艺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质疑?

刘忻:我们不应该用这种视角去看待它。好的音乐,不应该像老中医的药柜,把每一味药分类放在不同抽屉里。现在的音乐会融合很多不同的元素。我们有时候根本没办法去说清它到底是哪一类,因为我们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但,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

3 新京报:为了《乐队的夏天2》放弃《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否犹豫过?

刘忻:犹豫过,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参加了节目。我很注重回忆这件事。我特别希望能跟朋友一起留下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到了老的时候,想起我们一起曾经干了什么,你看你那时候多傻,你看我那时候多丑。我觉得特别好玩。但我还是希望做我最想做的事,这是我的选择。

4 新京报:很多人都会拿你的年龄说事。年龄是你禁忌话题吗?

刘忻: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就是一个年龄都可以拿来当闪光点。我还真的是闪闪发光呢(笑)。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是事实。每个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

其实像《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立意我觉得就非常好。女孩子要更爱自己一点,要多给自己一些信心,不要认为年龄可以束缚自己,不要觉得我过了多少岁,就不能怎么样。我就是个挺好的例子。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赫 摄影/新京报记者郑新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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